人类似乎找到了点门道
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大体说来就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安宁与和平，一个是发展与繁荣，再简化一点说，就是安宁与繁荣。这也是人类福祉的基本来源。
安宁与繁荣，说起来是两个很平常的字眼，但同时而持续地接近和实现这两个东西，人类却用了几千年时间的努力，才终于找到了点门道。甚至到现在，还有一些国家在这门道之外徘徊。这个门道是什么？我尽量想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念：蕴含着动力的秩序。
这个想法来自丹尼尔·汉南那篇文章的启发。所以，这几天，我用两期转载了那篇文章。文章的原题是《发明自由：同样被殖民，南北美为何大相径庭？》，我将其改为《差别就在于：是强力治下的社会还是规则治下的社会》。
丹尼尔·汉南，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，后移民英国，是英国著名历史学者、政治家，曾任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。他也是英国脱欧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之一。其主要著作有《自由的基因》、《通往奴役的新道路》等。我们一会再说那篇文章，我们先回到现实中来。
近三个世纪的两个奇迹
不错，我们对今天的世界也不甚满意。我们今天的世界还有战争，还有社会动荡，还有饥饿和贫困，还有黑暗和压迫，还有种种的人间悲剧。
但回顾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两个奇迹其实正在发生。
第一个奇迹是发展与繁荣。有人计算过，在1500～1700年这两个世纪中，荷兰人均GDP增长率为0.52%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人均收入从754美元提升到2110美元。英国人均GDP增长率为0.28%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人均收入从714美元提升到1250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同时代的那些世界文明大国，比如中国和意大利，经济均停滞不前，为零增长。
荷兰在今天虽然仍是发达国家，但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，有点昙花一现。真正带领人类走进经济发展新时代的是英国和美国。我看到一个数字，在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，美国那时制造了全球85%的汽车，拍摄了世界上80%的电影，生产了世界上42%的商品。如果再加上英国的份额呢？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当时整个世界经济是处于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
第二个奇迹是安宁与和平。不错，在当今的世界上，仍然有种种的冲突和战争。但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：1945年以来，大国之间很少发生正面的战争，发达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，因外国入侵重新划定国家边界的情况很少出现，几乎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由于被外部征服完全从地图上抹去。甚至有人说，在 21 世纪的前二十年，人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自杀、车祸或与肥胖相关的疾病。火药的杀伤力已不如糖。
这里最典型的是欧洲。有人统计过，在欧洲内部，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。谁和谁都打。从粗线条的线索来说，就有北部的蛮族与南部的罗马之间的战争，西部的英格兰岛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，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与中部日耳曼的战争。而在同一民族内部，往往也是战争不断。然而，在二战后，欧洲基本无战事。
一种源自蕴含着动力的秩序
这是两个奇迹，两个最重要的奇迹，两个与人类福祉关系最密切的奇迹。那这两个奇迹的谜底是什么？就是我这里概括的：一种源自蕴含着动力的秩序。
在丹尼尔·汉南的那篇文章中，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38年说的一段话：“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。它究竟指什么？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，暴力、武备、军阀统治、骚乱与独裁，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，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。这才是“文明”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、舒适和文化。当文明统治国家，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。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，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。”
对于丘吉尔的这段话，丹尼尔·汉南将其提炼为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。而我认为，这三个要素的实质，是世界秩序的模式变了。这个模式的变化，我将其概括为：从强力治下的社会到规则治下的社会，从而形成了一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。分开说，就是有规则的动力与有弹性的秩序。弹性的秩序保障了安宁和和平，有规则的动力则带来了发展和繁荣。可以说，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。
而在此前的历史上，往往是僵硬与动荡的交替，要么是强力维系安宁于一时，社会处于僵硬之中；要么是动荡打破脆弱的安宁，社会处于折腾之中。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，强力会维系一段长时间的安宁与繁荣，但你能知道，这种局面是没有保障的，随时都可能中断。而现在，一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，则结束了这让人无奈的循环，至少是在一些地方呈现出一种有保障的、持续的安宁与繁荣。这就是文明演进的曙光。
更进一步的问题是：这种蕴含着动力的秩序来自哪里？它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的力量？在转载那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，这就是天。这个天将任性的强力加以驯服。那什么是天？天就是一种神圣的、不可触犯的规则体系。天，在用一种权威的、稳定的、明确的规则即法治定型着社会。你的力量再强，也不过是天下面漂浮的白云，也得在这天的下面行事。没有这个天，那就是无法无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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